| 牛是農耕時代寶貴的社會財富。宋代法律規定嚴禁屠殺耕牛。要殺，也得向政府報告緣由，由官家統一來殺。 編訂于北宋初年的《宋刑統》中，有“諸故殺官私牛者，徒一年半”、“主自殺牛馬者徒一年”的法條。到了南宋，刑罰更重，“諸故殺官私馬牛徒三年”。即便是致傷致殘，只要影響了正常使用，一律按殺死罪對待。如果殺死自家養的牛，則要勞動改造一年半，一下子比北宋多出了半年。 可是法律條文再細密，再嚴厲，也有不怕撲火的飛蛾。在一些地區，老百姓不僅不把禁令放在心上，而且大吃特吃牛肉，甚至有“一鄉皆食牛”的壯觀景象。 那時候，宮廷以吃羊肉為美，老百姓卻“以牛肉為上味”。受利益驅動，不少投機分子積極揮起屠刀，史稱“不逞之輩競于屠殺”。據記載，從洛陽到開封，“鬻牛肉者甚眾”，公然買賣牛肉的店鋪隨處可見。 諸位若要問上一句，地方官就這么不聞不問，難道他們都是瞎子嗎?回答還真是肯定的。在吃牛肉這個事情上，絕大多數地方官都選擇了做睜眼瞎。地方官自然有他們的小算盤，不外是讓錢包盡快鼓起來。不過您可別給想歪了，他們并不是為了個人致富，而是增加地方收入。 早在宋代初年，一些地方面對百姓殺牛吃牛的“反動”行徑，就沒有嚴格依照法律規定搞嚴打，而是就坡下驢，開征牛肉稅。其實，這么做并非沒有道理。保護耕牛的理念沒有錯，但各地區情況不同，在那些活牛多如牛毛的地方，牛并不是稀缺性生產資料，甚至與家養雞鴨沒什么差別，殺來吃肉，談不上有多影響農耕。放開屠牛禁令，打開牛肉市場，一方面豐富了人民群眾的菜籃子，一方面豐滿了地方政府的腰包，堪稱雙贏。 可惜人無百日好，花無百日紅。公元1031年，山東萊州知州張周物對這個事兒看不過去，跟仁宗打了個小報告，說“官禁屠牛，而州場稅膀有收算之文”。意思是官家明明禁止殺牛，卻還要收牛肉稅，這不是自相矛盾嗎?嚴禁殺牛的口號響徹云霄，滿大街卻牛肉飄香，很不像話。說小了，是管理不到位，說大了就是公然對抗朝廷啊。 張周物同志這一番話，說的不無道理，卻也沒什么道理。道理在于，地方執行力不夠，蔑視國法，蔑視朝廷權威。他的沒道理在于，忽視地方特點，開展工作搞一刀切。官僚主義的公文從來不管地方實際，全國山河一張紙地發將下去。這么一級一級地拍下來，地方上能有啥辦法，只好拿形式主義的擋箭牌，防防官僚主義猛箭。 牢騷歸牢騷，不管怎樣，這事兒最后讓皇帝大人知道了。于是，從宋初到仁宗，糊了七十多年的窗戶紙終于捅破，牛肉稅自此廢止。 本文來源：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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