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比清朝究竟強在哪些方面

葉知秋 · 發表于 2009-12-10 20:43:01

[轉] 明朝比清朝究竟強在哪些方面
轉載自朱家雄轉載于2009年12月09日 06:07 閱讀(4) 評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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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雄/文

明亡清興是中國歷史的倒退，是華夏文明的倒退，這是無數鐵的事實所證明的。就清朝和明朝的區別做一個比較的意義就在于能使我們對這種倒退看得更清楚，從而吸取歷史教訓。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1689—1755）在其代表作《論法的精神》一書中對清朝時期的中國這樣評價說：“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那里籠罩著不安全與恐怖。它的統治只能靠大棒才能維持……”而明朝呢？在其中后期，似乎已經“人在曹營心在漢”一般，在與專制漸漸拉開了若干距離。

有的網友曾在我的博客上留下評論，大意是說：現實問題這么多，為什么要談歷史而不談現實社會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呢？歷史談得再那個，不也是在逃避嗎？這樣的質疑當然不無道理，那我就在這里做個回應，叨咕幾句現實問題吧。

我以為中國的社會政治制度，還是應該盡早與西方民主國家接軌才對，畢竟西方發達國家的政府官員都是圍繞著老百姓（選民）在轉悠，而中國的情形卻是所有的老百姓都圍繞著當官的轉。這顯然是很多社會問題不能從根本上給予解決的原因所在。如果當官的都要看多數老百姓的眼色行事，都要時刻追蹤民意并以此作為自己行政的驅動力，那許多問題就很自然地迎刃而解了。

又比如大多數人對房價被操控得過高很有意見，我以為這也正是民意的真實體現，過高的房價只能使社會財富不合理地向少數人過度集中，只能損傷廣大居民的綜合消費能力，甚至會加劇貧富差距的兩極化趨勢，總之是弊端較多，所以我以為房價應該下降回到合理的價位才好，這樣，對全社會來說應該都是福音。

好，有關現實問題的叨咕我姑且打住，現在言歸正傳還是來談歷史問題吧。有些人比如閻崇年、袁騰飛等認為明朝很糟糕而清朝很不錯，我個人以為這樣的判斷恐怕與歷史的真實是相悖逆的，所以就鼓足勇氣和干勁，姑且試著在這里談談明朝比清朝究竟強在哪些方面吧。應該說，做關于明朝與清朝的比較，肯定與所謂的民族問題不相干（我個人對滿族毫無成見，只是在此純粹地談談歷史而已），肯定與所謂的民族問題不相干，但肯定與文明和制度的話題密切相關。

首先，我們應該肯定滿族人建立的清朝也并非一無是處，比如滿人入關以后并沒有毀掉前朝留下的的許多建筑，比如今天已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故宮、十三陵等等；比如滿人沒有徹底毀滅中華文化，而是以皇帝為首的滿洲貴族（也包括滿族老百姓在內）為提高執政能力與個人素養，無不認真學習和運用中華傳統文化；比如康熙皇帝能尊重歷史，先后五次祭拜明孝陵并以“治隆唐宋”的題詞高度肯定朱元璋及其創建的大明王朝；又比如滿清吸取明朝的教訓對皇帝繼位制度稍稍做了一些改進，不再堅持實行嫡長子繼位制，而是從皇子中擇優傳位；又比如清朝皇帝在將要倒臺時不再像特別注重氣節的明朝那樣堅決抵抗到底，而是順勢而行選擇了主動退位。

但以上所例舉的這些，卻遠遠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明亡清興是中國文明大倒退的這一事實。明朝究竟比清朝強在哪些方面？為什么滿清入主中原后，其統治竟然使中國文明進步與發展的進程戛然而止乃至大步退后使得中國在19世紀才發現自己已經遠遠落后于世界？這一切，根子當然主要是出在制度問題上。而通過對明朝與清朝作具體的對比分析的努力，顯然能使我們更全面、更透徹地看清楚這一切。下面我就從三個大的方面來叨咕叨咕。

第一，明朝經濟繁榮，社會生產力水平高，老百姓生活幸福指數相當高。清朝老百姓則生活在水深火熱中。

明代經濟繁榮，與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相關的各個行業如農業、漁業、商業、餐飲、貿易、交通、航運、紡織、陶瓷、出版、娛樂、演藝、家具、建筑等等無不都具有強勁的生產能力。在明代的非戰亂時期，農村社會怡然自得，市民階層日益壯大，老百姓的生活可謂富足安康、愉悅幸福，對社會和生活的滿意度和認可度都比較高。這從當時一些西方傳教士撰寫的書籍中就可以得到印證，

比如明朝時居留中國達22年之久的耶穌會士曾德昭，當他于1636年返回歐洲時，就滿懷深情地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國志》一書，他在書中寫道：

“這個國家的財富值得稱羨，從上述可以看出，除盛產各種谷物以及一切生活所需東西以外，他們還把所有東方最好最貴重的商品售賣給外國人。”

“所有的省都不乏長壽和愉快的人，可以看見許多精力旺盛和健壯的老人”。

“中國人爽快的贊頌鄰國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國家的人，除了自己國家的東西以外，不喜歡別的東西。中國人看見來自歐洲的產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發出一聲贊嘆。……這種謙遜態度真值得稱羨，特別表現在一個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對于那些有眼無珠、故意貶低所見東西的人物，這是一個羞辱。”

又如西班牙人門多薩所著的在西方影響很大的出版于1585年的《中華大帝國史》一書中也曾這樣寫道：

“這個國家的男女都有很好的體質，勻稱而且是漂亮的人，略高；他們大都臉寬，小眼睛，扁鼻子，胡子稀少，但也有人有大眼睛和大胡子的，臉孔很均勻。”

“他們第一是極其清潔，不僅在他們的屋內，也在街上。”

“在這個大國……，人們食品豐富，講究穿著，家里陳設華麗，尤其是，他們努力工作勞動，是大商人和買賣人，所有這些人，連同上述國土的肥沃，使它可以正當地被稱做全世界最富饒的國家”

“那里生產的絨、綢、緞及別的織品，價錢那樣賤，說來令人驚異。特別跟已知的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價錢相比。他們在那里不是按照尺碼出售絲綢以及其他任何織品，哪怕是麻布，而是按照重量，因此沒有欺詐。”

“在全國，大道都認真盡力的修筑和保持平坦，城鎮的入口很講究，極其雄偉，有三座或四座門，用鐵堅固地包覆。他們的街道鋪得很好，寬到十五騎可以并行，而且很直，以致它們盡管很長，你仍可望到盡頭。”

“他們的房屋一般都很漂亮，通常在門外整齊的植樹，顯得美觀，給街道生輝。房屋內部都白如奶汁，看來都像是光滑的紙，地板用很大和很平的方石鋪成，天花板用一種幼稚的木料制作，結構良好并且涂色，看去象是錦緞，色彩金黃，顯得非常好看；每座屋舍都有三個庭院和種滿供觀賞花草的院子。他們無人不備有魚塘，盡管它只是小的。庭院的一方布置的很華麗，象是賬房。”

“他們的一切城市中都有醫院,總是客滿:我們從來沒有見過有人行乞。我們因此問他們原因何在,回答說，每個城市里都有一個大地區，其中有很多給窮人、瞎子、瘸子、老人、無力謀生的人居住的房屋，這些人就居住在所說的房屋里，在他們活著的時候，始終有充分的大米供給。他可以在上述的大館舍中住到死往，此外他們在這些地方養得有豬和雞，因此窮人無須行乞而活下來”。

而清朝統治下的老百姓過得怎么樣呢？姑且先看一眼所謂的“康乾盛世”吧。

18世紀英國賢明的政治家、外交家馬戛爾尼作為英國特使曾于1793年來到中國并受到了乾隆皇帝的接見。該使團的副使斯當東回國后曾這樣回憶他在清國看到的景象：

“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人們衣衫襤褸甚至裸體……我們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搶著吃”。

馬戛爾尼本人則在后來評價清朝說：

“任何進步在那里都無法實現”，人們“生活在最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懼之中”。

再看看英國軍官f·a·lindley在《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出版于1866年）一書中的記載：

“太平軍起義前，中國的情況是極其可悲的：兩百年來的暴政壓迫，顯然消滅了這個國家的一切善良高貴的品德，滿清人入侵的惡劣影響似乎完成了對于中國人的道德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全部破壞。”

“在清王朝的進展和維持時期，慘遭屠戮的犧牲者之多，是歐洲人從來所不能思議的，雖然根據清人入侵以來不斷發生的人民反叛和對人民所施行的屠殺的確鑿記載來判斷，這些被毀滅的生命是從亞歷山大到成吉思汗以來歷罕見的。滿洲人的野蠻統治是史無前例的；他們的殘暴的酷刑，尤其施于反叛者的酷刑，以及他們所制定的刑律，都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污點。”

“中國人在滿洲人入侵之前是富足的。優裕階級的住屋舒適而堅固。現在中國人已沒有多少顯著的財產，稍露財產跡象就成為政府官吏的勒索對象．從韃靼人進入中國那天起，中國就不斷地衰落下去，現在人民可以比作匍匐地上的牛馬，有一天算一天地活著，最墮落的迷信使他們的智慧變得遲鈍愚昧。中國在清政府統治之下，各方面部顯示了最悲慘的景象，一個民族不能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得到人的充分發展的景象．滿洲人為了保持自己的皇位，決定了三個方針：第一、強迫每個中國人剃發垂辮，違者以叛逆處死。第二、凡秘密結社者，作為叛國論。第三、清皇帝為了加深統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裂痕，甚至任其（官吏）搜刮民脂民膏，只要不致逼民造反就以。”

“經過汕頭、廈門、福州、上海等地。每到一地，我總是盡量跟本地人相處在一起。我發現他們都深深痛惡當前的統治者。一般人都把殘酷、兇狠、口是心非歸之于中國人的天性，其實這多半是由于邪惡的滿清政府所造成的。這些人從嬰兒時代起，就習慣于流血和酷刑的慘象．正象他們的祖先在最近兩世紀中被韃靼征服者所屠殺的慘象一樣。統治者的無窮迫害使他們麻木不仁，墮落退化；剃發的奴隸標記使他們帶著不自然的烙印；橫恣暴虐的專制制度摧毀了并貶抑了他們的精神；他們的生命財產完全操在最卑鄙最無人心的官吏手里，操在只有賄賂可以動心的審判官手里；凡是反叛異族皇帝的非正義統治的人，按律是‘千刀萬剮’，凌遲處死，稍涉嫌疑就被砍頭，牽連在反叛案件里的人一律格殺勿論：如果中國人沾染了通常是被壓迫的弱小者所憑借的狡猾和欺詐，又有什么奇怪呢? ”

而在山西做過知縣的清代詩人唐甄則在其所著《潛書》一書中寫道：“清興五十年來，四海之內，日益困窮，農空、工空、市空、仕空。”他親眼看到當時的山西婦女多無褲可穿，而“吳中之民多鬻子女于北方”。

兩相比較，明清兩朝可謂高下立見。

第二，明朝的言論自由度非常高，思想文化領域碩果累累，科技水平和科學成就與西方同步。明軍戰斗力持久強勁，裝備了大量火器。清朝則實行愚民政策，大搞文字獄。

明朝人關心時政，見識廣博、思想解放，因為對國家有歸屬感，所以關心并喜歡談論天下大事，明朝人都覺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而政府和社會也賦予公民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出版自由也是空前的，明朝人可以自由地批評皇帝、政府和各級官員而不用擔心被朝廷收拾，明朝的各級官員也都以耿直敢言、勇于為民請命、敢于為天下蒼生說話著稱，并以此為責任，為風氣。而清朝則大興文字獄（長達百年），大肆篡改古書（在此背景下，連《天工開物》這樣的科技著作都失傳了，直到1920年代，《天工開物》才得以從國外引進回國），實行愚民和思想禁錮政策，致使國鴉雀無聲、萬馬齊喑，連官場都是奴才文化、馬屁文化盛行，四處一片唯唯諾諾之聲。

明朝的文化、科技、軍事成就可謂輝煌。《永樂大典》、四大奇書、昆曲、明曲、戲劇無不讓后人驚嘆，《天工開物》、《農政全書》《律呂精義》《徐霞客游記》《普濟方》《本草綱目》《白猿獻三光圖》《武備志》《物理小識》《鄭和航海圖》《坤輿萬國全圖》《崇禎歷書》等巨著充分展現了有明一代的科技成就，明朝還出現了一大批卓越的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畫家、音樂家、科學家，如王陽明、朱載堉、李時珍、李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徐光啟、宋應星、朱橚、方以智、蘭陵笑笑生、羅貫中、吳承恩、施耐庵、江南四大才子、湯顯祖、馮夢龍、王世貞、凌濛初，等等，真可謂群星燦爛。與同時期文藝復興方興未艾、現代科學正面臨重大突破的西方相比，明朝在這些方面都可謂毫不遜色，甚至領先于西方，而且明代中晚期的中西方貿易與科技文化交流之盛也是空前的，只要沿著這條道路往前走，明朝代表中華文明繼續在世界上領跑是絕不成問題的。可惜滿清入關以血腥的方式統一中國后，中華文明在其野蠻的桎梏下終于淪落成了落后國家和所謂的“東亞病夫”。

明朝軍隊的戰斗力始終在總體上保持著強勁的戰斗力，特別是其海軍（水師），堪稱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強大的海軍。明朝自朱元璋開國以降，除明末亡國前后那一段外，二百多年間，無論是國內的平叛戰爭也好，還是與外邦的軍事較量也好，明軍可謂都取得了最后的勝利（明朝亡國不是因為軍隊戰斗力不行，而是因為內外兩線作戰并且當中出現了指揮失誤等復雜原因）。開國期間朱元璋指揮的統一戰爭自然是眾所周知的戰績輝煌（包括水戰），永樂朝鄭和船隊之強大更是舉世聞名，明神宗指揮的無不取得勝利的“萬歷三大征”也是可圈可點。就明朝的對外戰爭來說，無論是成祖先后五次親征漠北，還是永樂年間的張輔征安南，以及正德年間明朝水師與西方的首次戰爭（明軍與葡萄牙人于1621年進行的屯門之戰、1623年進行的西羅灣之戰），以及1633年明朝水師與荷蘭海軍的料羅灣海戰，戚繼光剿滅倭寇的戰爭、萬歷年間的援朝對日戰爭、鄭成功打敗荷蘭人收復臺灣的海戰，都是明軍戰斗力始終強勁的證明。而清朝呢，對外戰爭固然有康熙朝中俄之戰的打平，以鎮南關大捷為標志的中法之戰的勝利，左宗棠收復新疆之戰的完勝，但大部分戰爭卻輸得一塌糊涂，賠得稀里嘩啦，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與八國聯軍之戰……總結起來，明軍之所以戰斗力強勁，一方面是因為將領指揮得當、士兵作戰勇敢，但另一方面卻也是明朝的武器裝備過硬，無論步兵還是水師，都是既有冷兵器，更有大量先進的熱兵器，不但自己的軍工科研和生產強，而且善于借鑒西方火器的一些優點。而清朝呢，當英國和其他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過來時，他們才知道自己使用的武器甚至比二百多年前明朝晚期的都不如。清朝全面閉關鎖國政策導致的科技、軍工等方面全方位的停滯惡果到這個時候才得以顯現。
總之，這一切都只說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清朝遠不如明朝，滿清入關是中華文明的全面倒退，如此而已。

第三，明朝的內閣制孕育著現代民主政治的萌芽，皇帝、各級政府和各級官員均受到切實的權力制衡和公開監督。明朝的吏治比清朝好得多，官員總體上清廉得多。

朱元璋對官場腐敗的痛恨程度堪稱史上一絕，他殺的幾萬人中固然有若干被冤枉的開國功臣和他們的家族，但更多的卻是貪官污吏。朱元璋對貪腐現象的鐵碗處置固然使明朝初期的官場清廉一時，但他去世以后又怎么辦呢？朱元璋的辦法是建立多種的有效的監督和監察機制。比如朱元璋規定老百姓可以把貪官污吏直接押送京城，比如朱元璋在權力制衡和監督機制上用心良苦，比如他提高了言官的地位和獨立性，等等。而這一切似乎也確實起到了相當的作用。

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1552—1610）自1584年來到明朝時的中國，就再也沒有離開，直到1610年他在北京去世并安葬在北京。利瑪竇和明朝政府的官員打了二十多年交道，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政府官員絕大多數是廉潔奉公、公正而講道理的，由受過良好教育的儒者組成的官場也是秩序井然的。讓我們再看看這位西方人在《利馬竇中國札記》（第一卷第六章《中國的政府機構》）一書中中對明朝官員的描述吧，“他們（監察官和言官）在某些方面相當于我們要稱之為公眾良心的保衛者的人，……即使是最高的官員，即使涉及皇上本人或皇族，他們也直言無忌，……他們如此恪盡職守，真使外國人驚奇，并且是模仿的好榜樣。無論皇上還是大臣都逃不過他們的勇敢和直率，甚至有時他們觸怒了皇上到了皇上對他們震怒的地步，他們也不停止進諫和批評，直到對他們猛烈加以抨擊的惡行采取某種補救的措施為止。”

明朝的監察官和言官風骨如此，其官場風氣和官員道德由此也可見一斑。但這一切顯然不是自發形成的，而是有原因的。具體地說就是由其制度決定的。一是明朝的科舉考試非常嚴格、公正，能夠及第當官的人通常都還是素質較高的，二是明朝的官員考核制度相當好。全國各地任期內的的官員通常每三年都會來北京參加定期的考核，所有的官員都將在這次考核結果出來后由中央政府決定是提拔、留任還是降職乃至罷官，并且這種考核的過程和結果都會印制成冊向全國公布，以接受全民的質疑和監督，其公開、透明的程度使得貪污行賄、包庇、打擊報復等都在光天化日之下無處容身，為明朝吏治的清明提供了較好的制度保證。三是明朝政務公開化的程度令人吃驚，凡官民上書皇帝，其內容就會被復制多份并分發各相關部門，而皇帝一旦批復，則上書的內容和皇帝的批復就都會在每天都按時出版的邸報上盡快刊登出來乃至傳發全國。皇帝和上書官員人等任何的一舉一動，幾乎都是毫無遮攔地展現在全國人民面前，包括就各種政務、人事等展開的討論和爭議，也無不暴露在全體國民特別是關心國事的廣大知識分子面前。情形如此，明朝的皇帝和政府官員們其實就都置身在了全民性的廣泛的監督中了，任何的貓膩也就都難以發生了。

相比較而言，清朝官員的貪腐現象就嚴重多了。像大名鼎鼎的和珅，每天就在皇帝眼前晃來晃去，乾隆明知這是個大貪官，卻始終也不處理。上梁如此不正，下梁怎么個歪法就可想而知了。再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說，像1893年英國特使馬戛爾尼訪華時，乾隆帝批給英國使團的招待費是每天五千兩白銀（在當時這算是一個駭人的巨款)，但其中的一部分卻被經手的滿清官員克扣貪污了。對外國使團都敢大肆盤剝與克扣，官場平日里的景象就更可以想見了。清朝官場之所以貪腐盛行，原因就在于缺乏有效的制衡和監督機制，并且政務不公開，絕對的黑箱操作，而倍受壓迫的老百姓又沒有可能了解實情，更沒有機會舉報之、伸冤之。

明朝初期，朱元璋為了江山永固，在制度方面苦思冥想并做了許多改革。例如，朱元璋為了擴大皇帝的權力，不惜用鐵腕的手段抹掉了宰相這一權力機構。又比如，他把地方政府的權力一分為三，也就是行政、司法、軍事三權分立，委派不同的官員行使并各自向中央政府負責。為了加強對權力的制衡和對官員的監督，朱元璋沿襲了歷代在司法部門設置專事監察地方官員的職能機構和專職官員這一做法。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明朝還在他的中央政府中設置了與六部相對的六科，每科分別設置若干“給事中”職位。這些給事中官職不高，但權力卻不小，他們既是上書奏事的言官，又具有監察官之職能，不但獨立監督、彈劾六部官員，還可封駁、糾誤、退回皇帝的御批——應該說，因為“給事中”這一職位的崛起，才使得明朝特有的權力制衡機制得以較完善地確立起來。可清朝的皇帝呢，自雍正時起，給事中一職就被取消了限制皇權的功能，這無疑進一步強化了皇帝的獨裁能力。

宰相制度的廢除，固然使封建專制更為集權了，但明初形成的內閣制卻在明朝中后期自然而然地成熟與完善了——這使得皇權受到了相當程度的制衡與約束。明朝的內閣是有實權的，對于皇帝的御批，如果覺得不對，內閣也有權駁回不予執行，甚至官階不高的六科給事中也有權提出修正建議并退回皇帝的御批，這樣就有效地形成了權力與權力之間的磋商機制——而這無疑有助于權力不斷修正自己的錯誤，使決策臻于最佳效果——政府權力的運作由此更為科學化、民主化。難怪晚明時居留中國的利瑪竇就曾感嘆：“柏拉圖在《共和國》中作為理論敘述的理想，在中國已被付諸實踐。”

事實上，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在許多事情上都沒有了獨裁的可能。從利馬竇的記載中我們得知，比如各級官員的任免和升降，皇帝就不能自作主張，而應由文官政府按一整套成熟的制度來作安排——“我自己親眼看到即使皇上也不敢更改這次公開調查的審查官們所做的決定……”“我說看到，是因為所涉及的被判決的人的名單刊為單行本發行全國”。甚至皇帝在確定太子的問題上也受到了文官政府的制約。眾所周知的一個例子就是，萬歷皇帝想立其最寵愛的鄭貴妃之子，非嫡長子的朱常詢為太子，但因為堅持按既定政策（祖訓）辦事的內閣一直反對，萬歷的主張竟然直到多年以后也沒能成為現實。

明孝宗時，因為皇帝開明睿智，君權與內閣配合默契，這大約是皇權與文官政府權力協調的一個很好的榜樣。但有時內閣的意志在強勢的君權面前卻只能低頭，比如嘉靖朝和崇禎朝的某些時期就是如此。這就是說，明朝的皇帝絕非只是名義上的，當君權想發力時，他就能夠做到，內閣通常也阻擋不了。由此可見，明朝的君權之所以能有效地受到文官政府的制約，主要的還是皇帝本人的道德在起作用——因為通常都受過良好教育的明朝皇帝，當中的大多數往往都不愿以撤換、處置官員等失之蠻橫粗暴的方式來強力推行自己的意志，而更愿意讓自己的意志在獲得大多數人贊同的情況下才予以實施。只要明朝的皇帝素質高，又不在戰亂等特殊時期，則其皇權受到文官政府的相當制約就會成為常態。

的確，在某些特殊時期，比如明朝末年，在崇禎帝強勢的皇權面前，文官政府包括內閣在內的就顯得較為無力（文官政府一旦不太配合君權，崇禎就可以隨時撤換官員），雖然那是一個皇權不得不雷厲風行的戰亂之世，但究竟還是說明了這樣一點，即：明朝的內閣制還不真正是現代西方的虛君式君主立憲內閣制。毋庸質疑的是，在歷史的發展進程中，正是自明朝的內閣制始，逐漸孕育、發展和完善出了現代社會普遍實行的比較科學的內閣制，比如崇禎一朝也有另一面，那就是其內閣成員的選拔，往往并不是由皇帝一個人來定奪，而是由官員們投票，得票最多的前幾位才被選入內閣——這似乎也正是現代民主政治意識在明朝文官政府內部的一個萌芽和表現。可惜在明朝之后的清朝并沒有沿著內閣制不斷完善的軌道前進，而是費心打造了一個毫無制約、絕對權威、專制的皇權。

wale · 發表于 2009-12-10 22:24:05

頂頂頂頂頂頂

孟俊英 · 發表于 2009-12-10 23:06:20

本帖最后由孟俊英于 2009-12-10 23:11 編輯

昨日已成歷史，未來尚不可知，活在當下。真誠而從容在活著。一個民族的自信不是建立在對其它民族的奴役上，而是建立在對其它民族的包容上。清代的某些政策，說到底，是統治者對本民族的不自信造成的。明朝可能不如本貼中所說的那么美好，因為作者所引文獻均為外國人的轉述，他們是霧里看花，用這樣的視角審視歷史，起碼是不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