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中央電臺怎樣報道林彪叛逃的

山中的放牛者

本文摘自《新聞背后的故事》 作者：楊正泉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林彪“突然”叛逃。中央電臺內部開展了一場“人民戰爭”，全體動員、全體動手清查節目。整個廣播大樓，徹夜燈火通明，路上的行人疑惑地看上幾眼：大樓里出了什么事?

　　從林彪“九一三”叛逃出走到公開點名批判，中央電臺的宣傳經歷了一個嚴格掌握、適度放寬、又嚴格掌握的過程。林彪篡黨奪權的陰謀敗露，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點32分從山海關機場乘三叉戟飛機倉惶出逃。作為“接班人”的“林副主席”突然一夜之間叛黨叛國而去，對于不知底細的人們來說，如聞一聲驚雷而目瞪口呆，毛主席、周總理也為此被攪得徹夜難眠。在這突如其來的重大政治事件面前，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做了些什么呢?

　　不眠的“九一三”之夜

　　林彪叛逃的消息傳到北京，周恩來總理坐鎮人民大會堂作了一系列應急部署，其中對宣傳報道提出了明確而又嚴格的要求。

　　當時，林彪的去向已明，但后果不清，一切要做最急最壞的打算。林彪乘飛機越過蒙古人民共和國逃往蘇聯，這是公開叛逃，中蘇關系又是劍拔弩張之勢，飛機一旦降落在莫斯科機場，蘇聯將如何動作?是隱匿不宣，還是公開發表聲明，發表講話?如果是后者，不僅是無密可保，必然成了轟動全世界的爆炸性新聞，它的影響力和沖擊波絕不亞于原子彈的爆炸;有些人也必然借此大做反華文章。對此，我們在宣傳報道上，必須密切注意形勢的發展，必須采取相應的對策，必須做好多手準備，在突如其來的被動中爭取主動。

　　根據指示，中央電臺立即采取三項措施：第一，“盯住”莫斯科電臺的廣播，一旦有關于林彪的報道和動向，立即向中央報告。第二，內部從嚴，爭取主動，采取果斷措施，在廣播中立即去掉林彪的名字、習慣用語和題詞等，停播一切贊頌林彪的文章、歌曲和節目。對此，作徹底清查，嚴格把關，一律不準播出。總之一句話，要把與林彪有關的人和事刪除干凈，不能再廣播出去。第三，反復播放《國際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鼓舞人民，增強信心，加強紀律，一切聽從毛主席、黨中央的指揮。這些歌曲反復安排播出，除文藝節目中播出以外，專題節目中也安排播出。

　　這一切都是為了爭取主動而安排的，不能等外電都已報道，世界沸沸揚揚的時候，我們還在按原來的路子作宣傳報道;這一切都是為公開林彪叛逃的消息作準備的，不能讓我們的人民群眾在毫無覺察、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突然公開。但這些只是作準備，在外電未公開報道之前，我們暫不發消息，靜觀事態的發展。

　　這是任務和要求。但是，要完成這些任務和要求，必須動員全臺人員來做。向全臺布置任務，又不能點明事情的真相，事實上連我們幾位在中央電臺宣傳小組工作的人也不知道事情的全部情況，只是預感到問題的緊急和重大，預感到問題的嚴重性和復雜性。畢竟這事太大、太突然了。自“文革”以來，確立了林彪“接班人”的地位，在當時的廣播中，幾乎每篇稿件、每次節目都少不了這位“副主席”、“副統帥”，少不了他的話和對他的“祝福”，要在一夜之間全部停播，撤掉一天70多個小時的節目，同時又必須重新制作同樣多的新節目來填補，還要查封過去用過的大量節目，工作量太大，工作環節又太多。但是，當向全臺下達任務、提出要求之后，大家在驚詫之中，誰都意識到發生了什么，可誰都沒有明確提出問題，誰都沒有任何遲疑，立即行動起來。黨的長期教育和多次重大政治斗爭的鍛煉，中央電臺的同志都深明自己的職責，堅定不移地信守這么一條基本原則：作為國家電臺的工作人員，一切服從黨中央指揮，一切遵守黨的宣傳紀律。而且，中央電臺的同志有著自己的好傳統：越是遇到緊急的重大的宣傳，大家越是團結一致、兢兢業業，都能如期、很好地完成它。

　　這是中央電臺內部的一場“人民戰爭”，全體動員，全體動手。整個廣播大樓，徹夜燈火通明，路上的行人疑惑地看上幾眼：大樓里出了什么事?一夜之間，清查了所有的播出節目，重新制作了9月14日的播出節目，沒有新節目的，只好選擇適合的節目重播。一夜之間，中央電臺的整個節目的內容、口徑變了個樣，不知細心的聽眾當時察覺到沒有?

　　內外有別從容計議

　　當一切做好了準備，按照上述的要求廣播了兩天之后，出人預料的情況仍沒有發生。如前所述，一切立足于公開，一切立足于出現最壞的情況，但使人迷惑不解的是一直沒有收聽到林彪抵達莫斯科的任何消息。蘇聯和世界輿論竟如此平靜，這是怎么一回事?是林彪沒有到莫斯科，還是在玩弄什么花招?就當時中蘇的緊張關系而言，蘇聯絕不會緘口不言，不會放棄這一大做文章的時機。這葫蘆里到底賣的是什么藥?

　　這時候，陸續有所傳聞：據中國駐蒙古人民共和國大使館傳來的消息，13日凌晨2點30分左右，在蒙古的肯特省墜毀一架中國軍用飛機，機上9人全部死亡。為此，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向中國提出了抗議。這是不是林彪一伙出逃乘坐的飛機?一時弄不清楚，但終究是一件令人欣慰的消息。

　　當中央在沒有完全弄清事情的真相以前，對宣傳提出了新的要求。為了避免引起大的震動，為了避免引起種種猜測，采取了內緊外松的做法，適當放寬宣傳的尺度，在嚴格掌握、統一口徑的原則下，在某些文章和某些節目中，有計劃有控制地適當出一出林彪的名字，用一些林彪的習慣用語，甚至也可以偶爾出一次“以林×××為副”的提法，爭取時間，穩定輿論。但是，用什么、出多少，這要統一掌握、統一安排，不能沒有，也不能多。中央電臺節目眾多，如各行其是，每個節目出現一二次，總起來數量也不少。為此，中央電臺專門成立了“把關小組”，統一安排;新聞節目中，對新華社、《人民日報》新聞稿中有關提法適當選用。當后來中央完全證實林彪一伙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之后，為贏得公開“林彪叛逃事件”的準備時間，為消除種種新聞輿論的猜測，公開宣傳中有關“林彪”等提法的掌握又放寬了一步。這樣做不僅很快消除了國內人們一時的猜測和疑惑，穩定了局勢，也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已經出現的外電的種種猜測和議論。外電對林彪的種種議論，起初是從宣傳口徑的改變和飛機墜毀開始的，曾經有幾天種種猜測的報道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具體，但是，我們的宣傳策略改變之后，他們墜入了五里云霧之中，反而懷疑和否定自己正確的猜測和分析，逐步平靜下來。

　　這期間，在接待外賓的對外表態中，對與林彪有關的人和事避而不談;如有人問起，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事有湊巧，正在這時，廣播局接待來訪的羅馬尼亞廣播電視組一行三人，由我陪同。有些單位不了解內幕，在向外賓介紹情況時，經常提到“林副主席”，時常引用林彪的話，我只好默不作聲。在某地廣播局的負責人宴請羅馬尼亞客人時，不知是有意還是無心，羅方有人舉杯特意“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我們也只好舉杯，無言一笑了之。

　　為此，也改變了國慶22周年的慶祝方式，為避免由于出席人員的改變而引起猜測，不搞大型慶祝活動，公開申明的理由是：新中國已建立20多年了，局勢穩定，不必年年搞大規模的慶祝活動，勞民傷財，把慶祝活動主要放在基層和用在實際行動中。對一些國家的領導人來電祝賀我國國慶，有的仍提到了林彪的名字，廣播時改變了過去全文廣播的做法而改為摘要播出，有意作了回避。

　　時機成熟公諸于世

　　經過一段工作，贏得了時間，爭取了主動。從1971年10月上旬開始，按照中央部署，在內部陸續傳達林彪反黨集團罪行材料，不久在公開宣傳中開始點名批判。

　　宣傳上一旦公開，必須嚴格控制，絕不能再讓林彪的畫像、題詞、語錄、習慣用語等以正面的方式出現;絕不能再讓與林彪反黨集團有關的人和事以正面的形象出現。雖然在公開之前，在廣播宣傳中已有所準備，但真正做到“徹底”清除很難很難。這類稿件、節目太多了，哪些是林彪的習慣用語，哪些是中國的傳統用語，有些能分得清，有些則分不清;編輯、記者多年受到種種影響，也很難在落筆時不留痕跡。而8億聽眾都是監督者，都是批評者，稍有不慎，都在“綱”上，只能小心翼翼。事實上也出現過某些差錯。為此，中央電臺組成專門小組，廣泛搜集有關林彪的言論，分門別類加以整理、分析，區別情況提出不同的處理意見，報上級認可后遵照執行，從而統一宣傳的口徑。那時整理了厚厚的一本，但后來沒有找到，也可能有細心者還保存著。

　　從林彪“九一三”叛逃出走到公開點名批判，中央電臺的宣傳經歷了一個嚴格掌握、適度放寬、又嚴格掌握的過程。這種宣傳策略的變化都是從實際出發，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而變化的，是從有利于穩定局勢、有利于政治斗爭的需要出發的。對于廣播宣傳來說，必須嚴格執行中央的政策和策略，審時度勢，尤其在復雜多變的重要時刻，更要嚴格遵守黨的宣傳紀律。

劉廣

那是是那樣的處理。

嗷嗷叫的牛

還是養豬比較安全:4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