贍養父母問題困擾中青年 養老可能壓垮中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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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贍養父母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煩惱和幸福。但對于中國人來講，老齡化時代的到來使養老問題成為大多數國民都需要面對的問題：或者為父母、或者為自己。

　　在這個轉型期里，各種因素層層疊加，給不同的人們帶來各自的挑戰。對于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剛剛進入晚年的這一代父母來講，已經沒有過去那樣多的家庭成員為他們提供贍養支持。

　　來自中國人民大學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專家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社會養老至少在短期內無法解決中國的養老問題。

　　在現階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續的家庭仍是大多數中國老人晚年的歸宿。從這個層面來說，讓中國人更富裕，幾乎是解決目前養老問題的唯一途徑。

　　要把爸媽接到北京嗎

　　“就好像父母和孩子都掉進水里，你救誰？”

　　《瞭望東方周刊》特約撰稿徐妍 | 北京報道

　　接還是不接，這是一個問題。

　　自從春節后送走母親，林曉虹一直在盤算這件事情。今年母親正好60歲，白內障越來越嚴重。她記得那天母親蹣跚地走進火車車廂門，抬起頭左右看了片刻，才發現自己車廂的方向。

　　前幾年父親突然去世后，母親曾安慰說，他走得早不給林曉虹夫妻增加負擔。可是眼前，母親自己又該何去何從？

　　家庭年收入16萬元的林曉虹夫婦有車有房。剛剛習慣有孩子的生活，她突然發現自己開始為贍養老人發愁：首先就是把父母們接到北京后住在哪里？他們家80多平方米的住宅無法容納兩家3位老人。

　　類似的煩惱不只困擾著33歲的林曉虹，還包括她已經年過40的上司以及80后的下屬們。

　　一般認為，45至60歲為老年前期或初老期，60歲起將進入老年期。根據《2009年度中國老齡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09年，全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到1.6714億，占總人口的12.5%。其中，8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到1899萬。

　　在高企的房價和不斷拉大的支出—收入差距下，贍養老人會不會壓垮中國中產階級、準中產階級？

　　養老前傳

　　林曉虹出生于東北一個典型的工業城市齊齊哈爾。2001年在省城的一所地方大學畢業后，男朋友家里為他在北京的事業單位找了一個有戶口的工作。在這個可能令兩人分手的當口，愛情顯示了力量，兩個年輕人決定一起闖蕩。

　　2004年初，兩人結婚了。張家其實沒有什么特殊背景，安排張斌的工作只是有個偶然的關系，而且花了將近10萬元“關系費”。買房時，為了兩家各自唯一的孩子，兩家各拿了10萬元。但張家外借了4萬，林家外借了2萬。

　　在2004年的齊齊哈爾，2萬元差不多相當于一個普通工人兩年的收入。那時，振興東北剛剛在這個滿是風沙的城市產生效果。夏夜里，馬路兩邊仍是擺攤的下崗職工。林家就有一個下崗工人：她母親用2萬元“買斷工齡”。父親的工廠常年不開工，但是靠20多年的車工經驗，他在一家私營廠里找到了月薪1000多元的工作。

　　張家爸爸也是工人，不過企業效益不錯，一個月里里外外可以拿到1600元。張家媽媽在一個大國企的子弟學校當教師，有1000多元收入。

　　張家和林家的借款都還了一年多。結婚時，當科員的張斌月薪剛剛超過2000元，在一家國企子公司上班的林曉虹3000元出頭，每個月要還掉1000多元的房貸。

　　其實買這處在南三環的房子時，小兩口都有些猶豫。那是一個叫草橋的地方，雖然現在已經車水馬龍，但6年前算是三環沿線偏僻的地方之一了。張斌的父親第一次知道孩子們買房子的地方后，在地圖上找了許久：從故宮一路向南，出了老城、再出三環，找到后第一句話就是，這不是出城了嗎？

　　每平方米4500元的塔樓，80多平方米接近40萬元。在貸款時，小兩口和張家父母還有些爭論：老人們覺得20年貸款比10年要多幾萬元利息，他們有些不能接受，“他們說，你們倆小小年紀一個月就掙5000多，稍微省點就行了。”林曉虹說，于是他們按10年貸款，一個月要還1500元。

　　后來6年里兩人的“奮斗史”無需多言。林曉虹現在一家外資背景的公司做行政主管，一個月稅后收入7000元上下。雖然中間有過跳槽的機會，但兩口子商量后，張斌還是留在那個“超級穩定”的單位，月收入不到6000元。

　　6年里，林曉虹的父親因為腦溢血去世了。利好消息是張家媽媽的學校“歸社會”，脫離了那家瀕臨破產的國企，收入上升到2000多元。張家爸爸的收入也達到每月1800元。

　　在林曉虹29歲的時候，她生了個男孩。那時張斌剛剛提薪，他們的收入偶然可以超過萬元，這才下了決心要孩子。張斌單位有個“關系幼兒園”，一個月孩子開銷1000多元。

　　2008年，小兩口買了一輛豐田花冠，全部辦妥花了15萬多元。如今家里也就十萬多點存款，加上父母手上不多的存款，一共不到15萬元。這就是他們開始考慮贍養父母時，三個家庭的情況。

　　去郊區

　　林曉虹的母親是2008年初發現白內障的。手術后半年多開始復發。打算再做手術時，老太太說，不再折騰了。

　　今年林曉虹夫婦把她接到北京過年，兩個人都發現她做家務已經有些困難：刷完碗后，碗底還有些食物殘留。那天從火車站回來，林曉虹到后半夜才睡著：自己過去離父母遠，其實變相得以逃避贍養義務。

　　現在把老太太接到北京，似乎還不是難事。她可以和孩子住在一個房間。不過等孩子過兩年上小學時，這么安排就有些困難了。由自己的母親，她想到了張斌的父母。張家爸爸血壓不好，張家媽媽有肩周炎等職業病。他們早晚也要來北京吧？

　　春天的時候，林曉虹和張斌討論了幾次這個問題。他們決定先在北京找找適合老年人居住的地方。“開始就沒打算住城里。”張斌說。

　　2007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有關部門負責人在北京市首屆民政與民生論壇上曾表示，今后數十年，北京養老產業的布局將逐步調整到主城區以外，采用政策引導、財政補貼、養老小區建設等措施，鼓勵和引導城區老齡人口到空氣清新、生活安靜的郊區農村養老。

　　不過，這個“郊區”到底有多遠呢？

　　位于北京東北方向的燕郊是北京低價房的選擇之一。經過張斌“實測”，在工作日從這里至少要1個半小時才能到北京東部城區。雖然，開發商一再宣傳燕郊和北京的關系，但在北京生活的人都知道，那里其實就是河北。

　　在位于六環外的燕郊，房價春天時每平方米就已超過了萬元。兩三年的次新房視面積不同，在7000到8000元之間。這樣，適合兩口人居住的建筑面積60平方米的房子要40萬到50萬元之間，“不能再小了，不然周末帶著孩子去，都沒地方呆。”林曉虹說。

　　燕郊往西是集中體現北京高房價的北部地區：五環外有的地方也超過2.5萬元。“在縣城里的房子，密云至少8000，平谷8000到1萬，房山超過1萬、門頭溝超過1萬、懷柔超過1萬，大興、通州就更不要說了。”張斌對于自己的調查結果相當失望。

　　9月，北京秋季房展又將開幕。一項調查說，參展的三環內新盤均價在3萬左右，郊區樓盤基本在1.5萬左右。雖然比春季展會中郊區項目2萬以上的均價來說下降不少，但對林曉虹一家來說仍是個“比較天文的數字”。

　　在她看來，適合父母居住的只有“遠郊”。在房山區接近河北的周口店、琉璃河、韓村河等地方，張斌找到了幾個價格在3000至5000元的“養老樓盤”。“廣告就是老年社區。”他說，從那里每次回京時，都要經過高速公路上的進京檢查關卡。

　　“單位組織郊游去野三坡，就是那附近。”林曉虹想了想，笑了說，“環境確實好，回去看一次父母就當郊游了。”

　　不過他們沒有把看房結果告訴父母們。“不忍心。”張斌說，樓盤附近都是大片荒地、樹林，往往開車十幾分鐘才有比較像樣的小型超市。至于醫院等設施，“就別提了。”

　　老人，還是孩子？

　　另一種方法是換房。林曉虹家的房子現在可以賣2萬元/平米以上。這樣換成120多平方米的大三居需要多貸款80萬元左右。“20年還清，一個月還5000上下。”她想想說，這樣可以解決一家老人的問題。

　　有時候，老人們會說，把他們的房子賣掉到北京來養老。他們兩家情況差不多：房改時用不到1萬元買下了現在70平方米上下的房子。在齊齊哈爾，這些老房子很少能賣到2000元以上。這個價格被張斌形容說，“到北京就沒影了。”

　　兩家老人賣房的30萬元，加之他們的15萬元存款，月5000元左右的還貸能力，其實對于這對夫婦，不是買不起單價8000元上下的房子。最大的問題是，他們不僅需要負擔父母，還有孩子。“就好像父母和孩子都掉進水里，你救誰？”張斌說，此外兩家老人總不能住在一起。

　　與他們夫婦相比，林曉虹的上司王大國的贍養需求更為急迫些。今年42歲的王大國夫婦月收入有2萬元上下，兩家父母都年逾70，生活自理能力明顯下降，“做飯都做不動了。”

　　去年，他岳母生了一場大病，從河南接到北京做了一個心臟手術。今年春天，老太太又臥床兩個多月。由于妻子是獨生女，岳父身體也不好，他們夫婦大約每半個月就回去看一次。妻子前后兩次請假半個多月回去照看老人。

　　林曉虹也有類似的經歷。母親白內障手術時，她請假10天回齊齊哈爾。后來都是老家的表妹幫忙照顧。

　　“經過這個事情，我們覺得，需要離他們近一點兒了。”王大國說，他家有兄弟兩個，但弟弟也在南方工作。父母在吉林農村，和在河南小鄉鎮生活的岳父、岳母一樣幾乎都沒有什么存款和社保。“岳父那邊好點，一個月有2000塊集體分成和社保。但做一次手術就3萬多，每月吃藥就把錢都花得差不多了。”

　　其實根據《2009年度中國老齡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目前全國月人均養老金為1200元，涉及4700余萬人，約為當年全部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

　　張斌父母情況最好。60歲退休后，父親每月有1700多元退休金，有職稱的母親有3000多元。如果他們在70歲前不出現大病，每月把母親的養老金都存起來到70歲會有差不多30萬元存款。“他們算是把我們都安排好了，開始為自己攢錢了。”

　　王家的情況是，2007年在東四環買了一處150多平方米的房子，原來那個70多平方米的房子每月可以收3000元左右的租金。“我們手里大約有20萬存款，租金基本還月供，孩子現在上初中，因為我們都沒北京戶口，這塊開支很大，學費、贊助費等生活費用平均一個月要5000上下。”在公司做副總的王大國覺得，自己短期內在收入上已經很難有提高，“父母養老、孩子上大學乃至以后結婚，每筆至少要二三十萬。”

　　與張斌擁有穩定的養老保障不同，他們夫婦現在就需要給自己攢養老錢，“多少錢才夠，我們也不知道。但現在的情況是，一要保孩子，二是保老人，然后看自己還剩多少錢。”

　　根據《北京市2008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齡事業發展狀況報告》，2008年底，按15至59歲勞動年齡人口撫養60歲及以上人口計算，北京市老年撫養系數為24.3，少兒撫養系數為12.4，總撫養系數為36.7。這意味著，每100個勞動力需要贍養36.7名老人和孩子。而在上海，僅老年撫養系數就達到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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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大的煩惱

　　不過王大國也表示，恐怕北京的大多數中年人都沒有他收入高，“如果一個家庭月收入在1.5萬元以下，即使負擔一個不太高的房貸和一個不太花錢的孩子，存款也是很艱難了。”

　　如果把兩家父母都接到北京，一家和他們住一起，一家住70多平方米的那處房子，“這樣就相當于每個月收入減少3000多。而且孩子現在14歲，10年后就要考慮她結婚的問題，也得準備一處房子。我想那時還是要負擔老人的。所以這處房子空不出來。”

　　至于那些在這個城市里還沒有一點兒資產的80后，無法想象負擔老人的問題。“我們公司剛結婚的80后，家庭月收入七八千。兩家湊50萬左右，在北京也買不起房。”林曉虹說，即使7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如果沒有及時買房，贍養父母也會面臨大問題，“2008年夏天是一個坎，如果那以后才買房子，一般就會耗盡兩家老人的積蓄，再讓子女的家庭每個月背一個五六千的房貸。”

　　在中國的二三線城市，除住房外，一般家庭經歷過孩子上大學、結婚等耗費后，已經很難有20萬元積蓄。而在北京4環均價2萬元的情況下，80平方米首付40萬元仍要貸款100萬元以上，30年月還貸超過6000元。

　　“第二套房子首付還要高。”王大國說，雖然全國很少有北京同量級的大城市，但是二三線城市工資和房價的比例與大城市不會有太大區別，都面臨類似問題。

　　其實對于林曉虹來講，生活已經不太輕松。“現在不少東西都漲價。”她最近意見比較大的是北京停車位的問題，“原來2元一小時的地方，最高漲到8元，一般是5元，1.5倍。”

　　雖然政府希望通過調整車位收費來調控北京交通擁堵問題，但她認為這仍是變相增加有車者的負擔，“我為什么買車呢？因為我買車的時候，北京城里只有兩條地鐵。現在如果父母到北京住在6環。我還是要用車，因為交通不到那里。”

　　其實以他們的收入已很難察覺到蔬菜、糧食價格的上漲，但林曉虹仍然覺得必須支出項目在最近幾年增長了至少三到四成，“我現在很怕孩子長大，上學要更多的錢，買衣服要更多的錢，他的生活用品也需要更多的錢。”她估計，孩子每長大5歲，年支出就要增加50%以上，“如果把父母都接到北京，生活就達到天花板了。一旦出現風吹草動，比如短暫失業，一家老小六七口人就全完蛋了。”

　　不過，在幾個人看來，把父母留在老家仍讓人擔心。張斌說起，他爺爺在生命的最后10年里出現腦萎縮，“吃飯前說的事情，飯后就忘。我父母兄弟姐妹5個人商量后，二姑放棄工作照顧他，其他四家每家每月給她300塊錢生活費，可大姑兩口子都下崗了。這還不算老人生活費和看病錢。如果我父母出現類似問題，我們倆誰能辭職？只有花錢嘛！”

　　對于幾個人來說，目前最好的選擇就是將老家的房子出賣或出租，把老人安置在北京的養老院。這和所謂的“以房養老”十分相似：關鍵都要“有房”，而且有足以支持養老的房子。

　　目前北京稍微正規點的養老院每月也要2200元以上。“房子賣15萬，或者每月1000塊租出去。”這樣，賣房的錢可以支撐5年，或者每月補貼1000多元，占他們月收入的十分之一。

　　按照北京市制定的養老規劃設想，到2020年，90%的老人應該能夠在社會化服務協助下通過家庭照顧養老，6%的老年人可通過政府購買社區照顧服務養老，其余4%的老年人則入住養老服務機構集中養老。

　　家庭仍是贍養老年人的主體。

　　林曉虹現在還不敢想兩家父母來北京后的醫療和其他生活開支問題，“當然，把北京的房子賣了，然后拿著錢回老家，什么都能解決。可是，誰能那么輕易地離開呢？”她說。

　　誰來頂替消失的叔叔和舅舅

　　“隨著社會的發展，父母對養老的質量要求越來越高，有自己的養老需求。同時，家里子女數量卻在減少。在這種情況下，家庭養老質量弱化，提高社會養老水平，成了一個基本潮流。”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米艾尼、特約撰稿張靜 | 北京報道

　　“我發現，現在老年人和中年人中有一種恐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孫義群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這種恐慌是因為看到一種倫理道德的弱化。同時，兩個人要養四個乃至更多的老人，人們沒有看到一種安全的社會養老模式的建立。”他說，缺乏安全感是整個社會對養老問題的普遍感覺。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煩惱和幸福。但對于中國人來講，老齡化時代的到來使養老問題成為大多數國民都需要面對的問題：或者為父母、或者為自己。

　　在這個轉型期里，各種因素層層疊加，給不同的人們帶來各自的挑戰。對于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剛剛進入晚年的這一代父母來講，已經沒有過去那樣多的家庭成員為他們提供贍養支持。

　　來自中國人民大學和人保部的專家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社會養老至少在短期內無法解決中國的養老問題。

　　在現階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續的家庭仍是大多數中國老人晚年的歸宿。從這個層面來說，讓中國人更富裕，幾乎是解決目前養老問題的唯一途徑。

　　消失的叔叔和舅舅

　　對于這一代子女本身，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葉廷芳一直有話說：獨生子女因為沒有兄弟姐妹，所以導致下一代沒有“叔叔嬸嬸、舅舅舅母、姨父姨母及堂兄妹、表兄妹”。而在傳統中國家庭倫理中，所有下一代男性家庭成員都必須承擔贍養父母的義務。

　　他對本刊記者說：“這是人倫的缺陷，必然導致人性的變異，它所造成的人文生態破壞， 直接關系到家庭養老體制的崩潰。”此外，葉廷芳認為，獨生子女一代精神人格的普遍下滑也是目前家庭倫理需要面對的挑戰之一。

　　“我去年在參加全國婦聯和計生委研究機構共同主辦的會議上看到一份文件，上面有一個觀點，現在的青年人集體意識淡薄、自我意識很強、自私、冷漠、沒有感恩的意識。”他說，“雖然不全部是家庭方面的原因，但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沒有兄弟姐妹的孩子，容易自私和孤僻。”

　　不過，家庭成員減少對于父母的最直接影響是：在他們的晚年無法得到那么多支持和支撐。一旦唯一的兒女“不孝”，他們的晚年就會面臨巨大的贍養風險。其實，“421”結構的家庭模式中，在贍養父母的問題上，對子女提出了更高的經濟要求和道德要求。

　　孫義群則認為，造成目前養老困境的不僅是獨生子女問題，事實上這一危機在中國于改革開放后就已經開始顯現：是工業化大潮動搖了“養兒防老”的觀念基礎。

　　工業社會的生產特點對老年人的地位造成了一定意義上的沖擊。中國傳統社會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社會，家庭或者說家族是社會的基本生產單位。老年人從年輕時開始積累的農業生產技能，會不斷傳給下一輩。作為一家之長的老年人往往也是家庭經濟生活的組織者和管理者，擁有很高的權威地位。

　　在工業社會，老人的優勢似乎不存在了。在廣大農村，孩子們到大城市打工，老人們留守在家里，處于完全被動的狀態。

　　即使對于那些和父母身處同一城市的子女來講，如何照看家長的生活也是一個問題。這也往往需要錢來解決。

　　無論如何，讓老人們快樂生活、體面離世，對誰來說都不是一件輕松的事。

　　“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中國原來一直是家庭養老。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父母對養老的質量要求越來越高，他們有自己的養老需求。同時，家里子女數量卻在減少。在這種情況下，家庭養老弱化，提高社會養老水平成了一個基本潮流。”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副院長姚遠對本刊記者說，中國的社會化養老自1949年就開始了，并不是一個新鮮詞。

　　“五保戶、榮譽軍人、特別貧困的殘障人等特殊人群都是由國家承擔贍養責任的。只不過原來局限于特定的老年群體，現在的社會化養老是要面對全社會的老年人。”姚遠說，在過去的社會養老中，既包括經濟保障，又包括生活服務，“現在的政策把這兩部分分開了，經濟保障叫養老保障，社會服務叫養老服務。”

　　總體來說，自1949年以來，社會養老在制度建設上不斷完善并向系統化發展。改革開放是一個分水嶺。

　　改革開放以前，經濟保障水平比較低，國家將建立養老退休金制度作為社會養老的基本目標。80年代以來，隨著養老保險制度的逐步建立，過去現收現付的制度開始轉變為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

　　“現收現付制度是現在的年輕人來贍養老年人。但是改革所實行的基金積累制，是一個人從工作開始自己積累，到老了返還養老金供他養活自己，這種改革能大大減少政府的負擔。” 他分析說。

　　第一代獨生子女的父母正是過渡期的典型：他們在工作時處于老的制度下，沒有為自己進行積累；進入晚年后，又無法享受原有制度的保障。這一人群的范圍，至少還涉及上下10年內的父母們。

　　不過孫義群認為，擁有超過2億老人的中國，恐怕無法完全轉變為社會養老，“未來老人數量會更大，光靠社會養老是根本不行的。尤其是在我們國家的社會承受能力和經濟實力還沒有達到那么高水平的時候。”

　　姚遠也認為，在養老問題上，中國不適合照搬西方的社會養老模式。

　　“中國有家庭養老的傳統，有些國家沒有這個傳統。從家庭養老過渡到社會養老不只是時間問題，還需要一定的條件：第一是老年人的養老觀念；第二是老年人養老的經濟水平；第三是社會所能提供的養老環境。”他說，“從現在看，我們的社會養老中還存在很多問題，所以還是應該基本以家庭養老為主，社會化養老制度還在建設和完善中，這需要一個過程。”

　　孫義群認為，現在中國的養老模式中最大的兩個問題，一是養老費用的問題，第二是撫養人的問題。“現在對養老金需求這么高，但是錢不夠，很多地方面臨社保基金支付危機。現在社會養老待遇在不斷提高，而資金入口相對固定。曾有人大代表呼吁國有企業來定向補充社保基金的不足，我覺得是個好辦法。”他說。

　　其實在西方國家，社會養老賬戶也在出現虧損。法國國家人口研究所2009年的報告顯示，發達國家已經出現養老金短缺困難。這幾乎是社會養老不可避免的問題。

　　姚遠強調，社會養老的中西部差距也不可忽視。據他了解，在西部的鐵路分局里，一個局長每月退休金才1000多元，不到北京同職位干部的五分之一。“從全國來講，還是要通過制度和政策進行適當平衡。”

　　姚遠告訴本刊記者，國家計生部門曾經提出，建立以家庭養老為基礎、以社區服務為支撐、以機構養老為補充的養老模式，但是三者的具體內容和比例并沒有進行細化。

　　無論如何調整比例，家庭養老的基礎不可動搖，“這是非常明確的。在中國，把養老完全推給社會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強調說。

　　從這一角度講，短期內還沒有人能頂替消失的叔叔和舅舅們。只有子女自己，承擔起全部贍養義務。

yidx 于 2010-9-15 17:51 補充以下內容

這個問題，估計我們飼料人也是應該考慮的。要么努力賺錢可以養父母，要么沉淪。

海綿

孝道是中華的傳統美德

sableabcd

醍醐灌頂！
以家庭為單位承擔應該比以個人為單位承擔好得多吧？！
加油，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