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是怎樣測評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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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zhuan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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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fā)表于 2010-9-30 08:56:53 | 只看該作者回帖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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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測評在中國古代被稱為“知人”。老子認為“知人者智”，把善于知人看作智慧的象征。在人才的識別、甄選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古代創(chuàng)造了許多人才測評的方法和手段，這對于現(xiàn)代的人才測評活動也具有借鑒意義。
　　1、分類比較法
　　這種方法通常按照一定的標準把人分成不同的類別，并分別列舉出不同類型的顯著特征，通過特征的匹配進行區(qū)別，以達到對人才的鑒別和任用。如，劉劭在《人物志·流業(yè)篇》中，將人才劃分為12種，包括法家、術(shù)家、國體、器能、臧否、伎倆、智意、文章、儒學(xué)、口辯、雄杰等，并列舉出中國歷史上的一些人物加以說明。在分類的基礎(chǔ)上，對各個類別又進行細分。如荀子在《荀子·不茍篇第三》中根據(jù)人格特征的不同，把士劃分為：“通士(尊君愛民、通達事理)、公士(公正無私)、直士(忠厚老實、耿直坦誠)、愨士(誠實可信、謙虛謹慎)、小人(惟利是圖、言行無常)。”劉向在《說苑·臣術(shù)》篇中則根據(jù)人臣的處世之道，劃分了“六正”和“六邪”。六正指“圣臣、良臣、忠臣、志臣、貞臣、直臣”，“六邪”指“具臣、諛臣、奸臣、讒臣、賊臣、亡臣”，并分別列舉了他們的行為表現(xiàn)，以便于區(qū)別。
　　2、實踐鑒別法
　　這種方法是在實踐中通過人的實際表現(xiàn)，來鑒別人才。孔子曰：“聽其言而觀其行。”對一個人的評價，既要看他說了什么，更要觀察他的實際表現(xiàn)。據(jù)《呂氏春秋》記載，實踐鑒別法應(yīng)始于堯舜時期，《呂氏春秋·謹聽》描述了堯考察舜的過程，共包括了五個方面：一是把兩個女兒嫁給他，并考察舜的品格;二是讓舜制定常法，考察他能否服眾;三是讓舜總理百官，考察他的管理能力;四是讓舜接待賓客，考察他的交往能力;五是派舜巡查山林，考察他的實際工作表現(xiàn)。堯?qū)λ吹目疾炜梢哉f是既全面又系統(tǒng)。王充在《論衡·答佞篇》中主張：“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王安石認為對人的評價，不能“私聽于一人之口”，而應(yīng)當“審知其德，審知其才”，同時要“試之以事”，看他的具體表現(xiàn)。曾國藩認為擇人要優(yōu)選有節(jié)操而沒有官氣的人，辦事情要做到身到(深入基層)、心到(條例清晰)、眼到(明察秋毫)、手到(親自動手)、口到(命令叮囑)。
　　3、自然觀察法
　　自然觀察法強調(diào)深入、全面地觀察被觀察者的言語、行為、表情等內(nèi)容。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觀言。孔子在《論語·公冶長第五》中提出“聽其言而觀其行”。第二，觀眸。孟子提出通過觀眸來了解人的方法，“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嘹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座哉?”因為眼睛是心靈的反映，心中的正邪都會從中反映出來。第三，觀行。孔子認為考察一個人的行為動機，做事的方式，進而洞察他的內(nèi)心，這樣才能全面地了解一個人。據(jù)《貞觀政要·論擇官第七》記載，魏征上疏唐太宗，提出了選人考其行的“六觀”法：“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與，居則觀其所好，習(xí)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第四，觀志。《論語·公冶長第五》中記載了孔子經(jīng)常召集弟子們以談話的方式了解他們的志向，從而對弟子進行判定。第五，觀過。在《論語·里仁第四》中孔子指出：“人之過也，各于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意思是人有各種各樣，所犯的錯誤也各式各樣。仔細的審查一個人所犯的錯誤，就可以知道他是一個什么樣的人。第六，觀親。如《呂氏春秋》中提出的“六戚四隱”的方法，主張通過觀察一個人如何對待他的兄弟姐妹、親戚朋友以及鄰里門生，來考察一個人的個性品德。
　　4、民意調(diào)研法
　　在長期的人才評價中，古人提出了應(yīng)當將群眾的觀點和意見作為人才評價的一個方面，但同時又提出了“不以輿識人”的主張，認為群眾的輿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偏差，要區(qū)分對待。
　　在考察民意的同時，孔子主張只能把民意作為考察和評價人的參考，既要相信群眾，又不能一味地迎合群眾，認為世俗之毀譽不足以為根據(jù)。在《論語·子路第十三》中，子貢問曰：“鄉(xiāng)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xiāng)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xiāng)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孔子的主張可以說是非常中肯的，有效地避免了民意調(diào)查法的不足。
　　5、績效考評法
　　績效考評，在古代又稱考績、考課、考成，顧名思義就是以“業(yè)績”作為選拔人才的標準。東漢王符提出，要根據(jù)官吏從政的實際表現(xiàn)獎賞升降，健全官吏的考績制度。“知賢之近途，莫急于考功”，即認為考績是考察一個人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西漢時期，董仲舒主張對人的考察應(yīng)當把業(yè)績作為主要的標準，在《天人三策·第二策》中他對績效考核有詳細的論述，認為有功勞靠的是“任官稱職”，而不是“積日累久”。考績要首先對各級官吏進行考試，“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其次，根據(jù)官吏的爵、祿、秩、功、罪，決定其高下等級和進退。要評出相應(yīng)的等級，按業(yè)績將官吏分成九個等級，根據(jù)等級進行獎懲。五級以上有獎，五級以下要罰，并根據(jù)獎懲進行任、免、升、降。董仲舒提出的依據(jù)實際績效定期考核的程序和方法，極大地激發(fā)了官吏為政的積極性。
　　6、實驗試探法
　　實驗試探法類似于我們今天的情景模擬，通過設(shè)置一定的情景，觀察受測者的反應(yīng)，進而做出評價。這種方法見于《莊子·列御寇第三十二》中的描述：“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jié)，醉之以酒而觀其側(cè)，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
　　總體而言，中國古代有關(guān)人才測評的思想和方法相當豐富，但是，必須看到，由于受到具體歷史條件的限制，也存在著一些局限，如重定性分析，輕量化研究;對人的評價偏向道德層面，對能力的測試不足;測試的內(nèi)容偏重政治和文化知識，對技術(shù)重視不夠。不過，古人強調(diào)人才測評工作的客觀性和全面性，尤其是要求測量要針對本質(zhì);在方法和手段上注重綜合運用、相互印證，這些對于我們當前的人才測評工作也很有借鑒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