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端起碗“吃肉” 放下碗“驅豬”

冬天的太陽1

　　城市如人一樣，富裕了、體面了、闊氣了，難免會有所膨脹，想法也會有別于過苦日子的時候。最近幾天，深圳一位副市長“今天的深圳不適合養豬”的雷語，便給人如此感覺。

　　“城市要發展，萬惡豬為首？”網友的追問很有意思，不妨來看看深圳是如何得出這個結論的。

　　“驅豬令”為了誰的利益？

　　12月20日，深圳市違法養殖整治工作現場會在光明新區舉行，深圳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呂銳鋒表示，今天的深圳不適合養豬，合法的養豬戶要通過產業轉移搬離深圳。

　　一句話驚出聞者一身冷汗，難道今后深圳人將與豬肉說拜拜？為啥深圳不適合養豬？對此，呂副市長給出的解釋是：當年深圳寶安養雞、養豬出口香港賺取外匯，是為了解決經濟上的問題。但這么多年過去了，深圳的土地承載力已難以為繼，城市開放度、排污總量和汽車保有量等等已讓深圳不堪重負。深圳合法的養豬戶要通過產業轉移、補貼機制搬離深圳，違法養殖戶更不可能保留。他特別強調，“違法養殖絕對不能容忍！違法養殖戶大部分不是深圳人，沒有申請生產經營證，也沒有任何排污措施，更沒有食品安全監管。不可能想來就來，想養就養，想占地就占地，想排污就排污。”

　　副市長發了一大串牢騷，甚至上升到了“土地承載力”、“排污總量”、“城市開放度”的高度，可見，老話里“渾身是寶”的豬，在深圳高層眼里已經不再招人待見。當然，對于廣大市民“解嘴饞”的生理需求，副市長也指明了化解之道，“深圳人吃豬肉無法自給自足，只能通過區域合作、在內地城市建立‘菜籃子工程’等措施來解決。”

　　看來，深圳是鐵了心要和豬說“分手”了，只是斬斷情緣的理由顯得有些“不著調”。

　　客觀地講，養豬會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環境臟亂是不爭的事實，但若將其升格為城市污染的一大“元兇”，未免有點“高看”豬了。與那些“現代工業”帶來的污染相比，豬制造的“臟亂”實在有些微不足道。更何況，養豬與養雞養鴨一樣，是人類香火傳承的一個基礎產業。政府可以通過控制養殖規模、規范養殖行為，將養豬的“臟亂”降到最低，但卻不能因噎廢食將其拋棄。

　　這里有個例子，地處北歐的丹麥是世界上最大的豬肉出口國，占世界豬肉出口總額的23%。養豬業成為丹麥農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和對外貿易的重要支柱產業。然而，丹麥是眾所周知的“童話王國”，不僅因為安徒生的緣故，更因為其環境的優美和整潔。實際上，世界上三大豬肉出口國丹麥、加拿大、美國都是環境治理非常好的國家。既然國外在養豬的同時，能夠避免環境的污染，深圳為何就不能效仿呢？

　　如此來看，打著環保大旗對養豬業進行“清場”，實在牽強可笑，如果深圳方面真心想在環境保護上有所建樹，完全可以大刀闊斧地拿工業污染開刀，而不是“跟豬過不去”。倘若其他城市也都矯情地站在自家“一畝三分地”上草木皆兵，百姓“菜籃子”里的豬肉又從何而來？所以，因擔心環境污染而忍痛“割肉”的說法，根本就站不住腳。

　　再來說城市開放度，筆者注意到，點燃留言板的一個“話柄”，便是那句“違法養殖戶大部分不是深圳人”。雖然呂副市長沒有明確點出“外地人”三個字，但傾向性極強的言詞，還是刺痛了很多人的耳膜。有人聯想起前幾年深圳對“外地”小商小販的清理，得出結論：深圳真的已經沒有容下“外地人”的雅量了。也有人認為深圳是在“卸磨殺驢”，當年養雞養豬能賺外匯時就放任自流，想來就來，想養就養，想占地就占地，想排污就排污，沒合法手續、不合規范要求可能也被默許；如今經濟上的問題解決了，便急于卸下“包袱”，將外來養殖戶一腳踢出深圳，這未免顯得太過勢利，也缺少一個大城市應有的擔當。

　　網友的“炮轟”言詞激烈，雖然有“拖把”之嫌，但卻反映了網絡上真實存在的一種情緒。事實上，這種情緒早有苗頭，之前在東莞打出“歡迎新莞人回鄉創業”口號時就曾“泛濫成災”，當時反對者曾痛斥東莞“喪失感恩之心”。如今從深圳傳出的聲音，不過是這種“不良情緒”的延續罷了。

　　仔細端詳副市長這番極具“含金量”的高談闊論，耐人玩味的文字還不止這兩處。筆者注意到，副市長提到了當年深圳寶安養豬、養雞出口香港的舊事，并將其歸咎于“為了解決經濟上的問題”，大概是想闡明，在特殊時期深圳靠養殖業“賺錢糊口”實屬無奈之舉，但今非昔比，如今的深圳，產業格局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能夠推動GDP節節攀升的新興產業數不勝數。相比之下，土腥味兒十足的養豬，不僅來錢慢而且不上檔次，按照優勝劣汰的自然規律，理應給來錢快、檔次高的新興產業讓出空間。

　　這并非筆者胡亂猜忌，《中國日報》對此也有同感：深圳要禁止養豬，大概是因為在深圳這樣的一線城市養豬實在“虧本”。相較于工業和第三產業的利潤率和對地方財政的巨大貢獻，養豬業顯然是貢獻甚微，不僅如此，“寸土寸金”的深圳也面臨著土地承載力的瓶頸，用地越來越緊張，而養豬場要圈占土地，甚至還享受免稅政策和地方財政補貼。這樣盤算下來，養豬確實是一筆“虧本賬”。

　　“沒有豬圈的城市”只為環保？

　　其實，深圳“驅豬”并非“突發”新聞，早在去年，深圳市人居環境委員會的“十二五”規劃報審稿中就曾載明：要在2015年讓深圳變成“沒有豬圈的城市”。據稱這個規劃的目的，是為了讓深圳在2015年建成國家生態城市和廣東宜居城市。報審方案中提出，要在2012年前關停深圳河、觀瀾河、龍崗河、坪山河等重點流域內的所有養殖場；2015年前全面清退區域內的畜禽養殖企業。盡管深圳市人居環境委員會負責人當時反復強調“是否禁止養豬尚未確定”，但公眾仍聞到一股劍拔弩張的火藥味。

　　由此觀之，呂副市長此次公開宣布“今天的深圳不適合養豬”，絕非一時心血來潮。事實也如此，違法養殖整治工作已經被列入深圳市“三打兩建”的重要內容之一。以光明新區為例，從4月23日起至今，共出動執法人員11659人次，開展清拆行動175次，清理違法養殖1932戶，清拆亂搭建豬棚108.9萬平方米，清走生豬30.56萬頭。可見，“沒有豬圈的城市”并非官員閑來“吹泡泡”，深圳各級部門正在緊鑼密鼓地將夢想變成現實。

　　深圳的“驅豬令”讓輿論瞠目結舌，很多網友不解：深圳之大為何“容不下一頭豬”？

　　這個疑問似曾相識，在幾年前東莞禁止全市養豬時就有過，雖然彼時輿論的沸反盈天，未能讓東莞高層領導及時“回心轉意”，不過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在“禁豬令”施行后不久，或因為豬肉漲價給百姓生活帶來影響，或因為國務院相關規定的“震懾”（《國務院關于促進生豬生產發展穩定市場供應的意見》中明確規定：各城市要在郊區縣建立大型生豬養殖場，保持必要的養豬規模和豬肉自給率。任何地方不得以新農村建設或整治環境為由禁止和限制生豬飼養），東莞的“禁豬令”最終“朝令夕改”，政府不得不重新在東莞的土地上搭建起豬棚。

　　東莞的“瞎折騰”，其實已經給深圳敲響了警鐘。城市經濟發展遇到瓶頸，地方政府出于全局利益的考量做出相應政策調整，本無可厚非。但出臺一項關系到百姓切身利益的公共決策前，應當以民意為本，最大限度地聽取民意，充分反映民意訴求，這才是現代政府應倡導的施政理念。反觀東莞和深圳，在如出一轍的驅豬行動中，公眾只是見識了政府頭腦發熱后的威力，卻沒看到民意到底價值幾何。

　　這也是問題關鍵之所在。無視民生大計，為了所謂的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通過強制性的政令“一刀切”。這種蠻橫的做法，無疑是對公民合法權益的粗暴侵犯，正如眾多論者所評價的，“這是懶漢政府的做派”。或許當地政府對于這樣的指摘會喊冤，“禁止養豬確實是出于環保考慮啊！”但退一步講，即便如此，也應該遵循環保的思路來解決，比如尋找生態養殖的模式，而不是“一刀切”收回百姓養豬的權利。

　　更何況，深圳和東莞的“驅豬令”也并非單純只為環保，它們其實都是在為一個大背景服務，這就是近幾年在廣東炙手可熱的產業升級政策。在這個政策指揮下，整個廣東都在大規模轉移“低端產業”和“低素質勞動者”，筆者前述提到的東莞“歡迎新莞人回鄉創業”便是其中一例。

　　2008年，號稱“世界加工廠”的東莞明確表示，將從根本上減少企業用工數量，并通過提高出租屋的租住和經營成本，以經濟手段迫使低素質勞動人口向外轉移，推動新莞人回鄉創業。當時輿論普遍認為，東莞對低素質勞動人口的驅逐實為“刮骨療傷”。但政府卻堅稱：這是出于對城市容量窘迫的考慮，出于順應產業轉移選擇性發展的取舍，出于讓寸土寸金的土地發揮最大效益的需要。

　　廣東大規模的產業升級到底效果如何，公眾在短期之內無從知曉，但看罷一些備受非議的“小插曲”不得不讓人憂心：市場的原則就是為企業或勞動者提供一個公平的環境，通過自由競爭、優勝劣敗來實現淘汰和升級。倘若政府單方面判斷替代了市場選擇，硬性規定哪些產業是落后的、哪些企業是該被淘汰的、哪些勞動者是低素質的，這顯然違背了市場規律。

　　城市的幸福究竟是什么？

　　城市究竟為誰而建，為誰而變？這是一個老生常談、卻屢屢讓地方官員犯暈的命題。

　　拿深圳來說，雖然與房地產、新興產業相比，傳統的養豬業或許不能為城市創造多少經濟指標，但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是，城市發展的目的究竟是為了追求GDP數據、官員政績，還是為了讓百姓更幸福地生活？

　　倘若只盯著經濟高速奔跑，而武斷地將養豬業驅趕出深圳，或許可以為寸土寸金的深圳騰出地段發展其他高利潤產業，但深圳人日常吃豬肉的需求，顯然將遭遇現實困境——其他城市輸送過來的豬肉，價格肯定比源于本地的豬肉昂貴，雖說深圳人生活水平普遍高于內地，但不能否認深圳也有很多貧困潦倒的底層人士，他們也需要吃肉，如果豬肉價格不斷攀升，他們的餐桌上或許將難見葷腥。

　　不知這些現實問題，相關領導在全盤考慮深圳更好的發展前景時，有沒有認真考慮過？如果只顧眼前的經濟利益，而忽略了底層百姓的幸福指數，那么就等同于將這個階層拋棄。這明顯不是一個城市“父母官”該有的態度。

　　其實，把經濟指標與民生利益放在同一架天平上時，孰輕孰重，并不是一個難分辨的問題。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曾說：“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人們居住在城市是為了生活得更好。”毋庸置疑，城市的出現，標志著人類走向成熟和文明，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特別是經濟的發展，人們對生活環境、生活質量、生存狀態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一些城市管理者希望自己管理的城市成為宜居城市、幸福城市的想法并沒有錯，但到底什么才是宜居、幸福？恐怕漂亮的經濟數據說了不算數，只有身處其中的市民說了才算數。

　　回到深圳“驅豬”一事，看似作為低端產業的養豬業，與一個現代文明城市有些格格不入，但是作為深圳的主政者，何不發揚經濟特區在資金、技術上的優勢，幫助和扶持養豬業逐步規范，進而為城市增光添彩呢？這樣一來，深圳人吃豬肉的問題，就不必完全依靠“通過區域合作、在內地城市建立‘菜籃子工程’等措施來解決”了，畢竟這是事關老百姓的吃肉大計。

　　總而言之，城市不能只為了環境衛生與GDP增長的面子，而忽略了民生利益的里子。否則，即使街道越拓越寬、高樓越建越多、天空越來越藍、經濟數據越寫越漂亮、城市這個“煎餅”越攤越大，也難掩身處其中的平頭百姓內心的一份焦慮，因為誰也說不好，不定哪天自己就被歸入了“拖城市發展后腿”的人群，被這個城市無情地拋棄。

　　● 結語

　　“活在世上想成仙，站在地上想登天”，用這句民間俗話來形容深圳驅逐養豬戶，恐怕再貼切不過了。其實，城市的發展與養豬業絕非“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只要有規范的管理，養豬業也可以提高利潤，帶動經濟發展，并不一定非得將其“趕盡殺絕”。

　　來源：法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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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城市正在發展時，養豬行業也在不斷進步，但是很多養豬場還是傳統的養殖方法，沒有對養豬過程中產生的垃圾進行及時的處理，讓大家對于這個行業就產生了偏見。

　　一個城市發展完善了，就要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前段時間深圳副市長發表聲明，今天的深圳不再適合養豬，養豬場要搬離深圳，這對于養豬戶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

　　只要有規范的管理，養豬業也可以提高利潤，帶動經濟發展，并不一定非得將其“趕盡殺絕”。